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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是由苏轼的多首诗文引起的，有人简单将原因归于《湖州谢上表》一文是不当的。苏轼在湖州任上通过诗文公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在此不讨论新政得失），可以说已经引起台谏两司注意很久了。于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首上弹章，指出苏轼四罪，称他“鼓动流俗”“公为诋訾”“不服陛下之化”；接着，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跟进，指责苏轼“议讪时政”。
在宋代，只要御史台一出手，连章弹劾，就是宰相也要下野，更不要说苏轼一个知州事了。宋神宗下旨由知谏院张璪与李定主审，太常博士皇甫僎奉令往湖州押苏轼回朝。这时候在京城的驸马都尉王诜向应天府签判苏辙报信，苏辙又派人给苏轼报信，（光这一条通风报信，二人后来被处罚就不冤），但没皇甫僎的人马快。
十月，御史台经过审理，建议判苏轼两年徒刑，但是由于这月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大赦天下祈福，流刑以下全部释放，苏轼自然也要无罪释放。李定等人不愿白忙活一场，坚持要惩处苏轼，最终在十二月神宗做出决定，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关于涉案诗词，舒亶在最早的弹章里就有提到：
2、“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朝廷考核官吏法律水平；
3、“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朝廷兴修水利；
4、“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讽刺朝廷盐法；
在审理过程中，又查出一批“谤诗”：
5、“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这是寄给司马光的诗，御史台认为是在讽刺朝廷用人，为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任相造舆论；
“乌台诗案”就是北宋年间一场罕见的文字狱，因为牵连到苏轼、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国、厚待士大夫的国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围非常和谐的，官员批评君王，书生议论国政属于常态，“乌台诗案”中给苏轼定的罪名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依靠手中的军权篡夺了后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为了抑制武将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拢士大夫阶层，因此赵匡胤定下了文人统治，厚待士大夫的国策。因为宋太祖赵匡打下的基础，整个北宋的政治氛围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皇帝动辄杀戮朝臣的情况，皇帝在讨厌一个大臣，大臣的批评皇帝也得听着，官员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说话、敢议论朝政。
而且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北宋官员之间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没什么私仇，政治斗争并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为什么事情遭到处罚、贬谪，过段时间还有复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间的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有过因为朝堂争论离开中枢的经历，大不了去地方任职等待复起罢了；以廉洁公正、不畏权贵著称的包拯当官的时候得罪了多少皇亲国戚，换一个朝代早死了。但是这种政治氛围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启用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凡是变法都会动荡朝局、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当时朝中的大多数大臣或出于公心，或为了私利纷纷反对变法，像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为“旧党”。
虽然变法遭到皇亲国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会轻易动摇，为了改变王安石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局面，推动变法的进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态和规则，以君权的力量将大批“旧党”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入朝当职，这就是“新党”。
“旧党”觉得“新党”年轻识浅、不堪大用，“新党”觉得“旧党”顽固不化、因循守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加上有很多投机分子浑水摸鱼，慢慢的“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应该说乌台诗案不是因为哪一首诗引起的，而是由苏轼的上表引起的。
苏轼同志从徐州调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谢恩。作为变法反对派，这位老兄在作《湖州谢上表》的时候，一时糊涂，结尾夹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台的御史们多是王安石招来的新进勇锐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进""生事"等语参了苏同志一本，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凭这一两句话也不行啊。恰在这时苏轼的新诗集出版了。御史台的新人们发扬潜心钻研的精神，终于从他的几首诗找了突破口，具体的诗句不再赘述，总之给了他一个谤讪新政的罪名。于是逮捕，入狱，审问。
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多亏宋神宗还不算昏庸，当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苏轼政敌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变法派大臣(仗义呀！)，最后神宗下令免除苏同志一死，给他安排了黄州团练副使一职，接受劳动改造去了。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苏轼是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牺牲品。
乌台诗案有文字狱的意味，但又不同于清朝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苏案没有十大酷刑，没有株连九族，所以我们后世才能够欣赏到苏轼的前后《赋》，才能够品尝美味的东坡肉。
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确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以来，很少出现深文周纳、陷人以罪的文字狱。特别是宋太祖在太庙立了“誓碑”，发誓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使宋朝的读书人得到了超越其他朝代的优待。
苏东坡才气冠京华，适逢盛世，佳作迭出，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是，就在他官运享通、文章频出之际，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宰相，推动了“熙宁变法”。当时，苏东坡多在地方任职，看到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有走样的现象，比如“青苗法”，本来是在老百姓青黄不接时***给予***支持，在丰收之际再连本带息收回去，是“雪中送炭”的好政策，但下面为了完成朝廷的配额，强迫老百姓***，造成伤民之事，好心办了坏事，结果“雪上加霜”，苏东坡因此上书表达政见，替老百姓说话。
在当时，苏东坡是文坛领袖，也是意见大咖，是振壁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是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他的话影响太大，马上引起了宋神宗的反感，而御史们喜欢“观风言事”，看皇帝的脸色说话，便自然也注意到了苏东坡。所以，御史们开始认真研究苏东坡的诗文，终于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罪证”，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弹劾苏东坡，苏东坡因此被捕入狱。
“乌台诗案”的构陷的依据，一是苏东坡的《湖州谢上表》，二是苏东坡的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还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御史据此给苏东坡的罪名是，标榜自己，攻击新法，认为这些牢骚暗中讽刺改革所启用的官员，都是一些喜欢惹事折腾的新进，为什么？苏东坡说自己“老不生事”，“难以追陪新进”，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为“生事”，那还不是攻击新政？因此，御史们马上弹劾！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据说，跟随王安石改革的沈括虽然当时不是御史，但他读到此诗后，也马上检举苏东坡在诗中批评皇帝，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东坡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如此！”因此指控苏东坡“大逆不道”。
在多方的攻击之下，苏东坡被朝廷从工作的湖州抓到了京城开封，坐牢100多天，因御史台的办公地点又称“乌台”，因此此案史称“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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