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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刘墉、纪晓岚谁的官职最大，为何一个称臣一个要称奴才？
先说品级，纪晓岚是官职最小的，从一品。而刘墉和和珅都是正一品。
再看官职，和珅是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同时，还兼过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等职务。所以，和珅肯定比刘墉大，和珅是三人中最大的。
所以，再次警告各位电视编剧，别再欺负和珅了。当时，除了乾隆，真的没人敢欺负和珅。
再说，为什么和珅在皇帝面前称“奴才”，而刘墉和纪晓岚自称“臣”。
这是由于八旗制度，满汉差异。和珅是满族正红旗。根据八旗制度，所有旗人都要听从旗主管理。旗人有自己的下属和家生奴隶，也就是旗奴。本来只有旗奴在主子面前自称奴才。后来，旗人都开始在旗主面前自称奴才。
当时，除了八旗满人，才能在皇帝称呼自己是奴才，表示跟皇帝的“亲近”外。皇宫内的太监也可以自称“奴才”。
满清使用奴才一词，有禁锢思想的意思，让底下人永远臣服于自己。雍正以后，风气变了，都开始以当“奴才”为荣。尤其是当皇帝的“奴才”，那是祖坟冒烟才有的荣耀。
而汉族大臣：刘墉，纪晓岚等，只能称“臣”。相比满族大臣，他们少了一份“荣耀”。
(文/勇战王聊历史)
清朝的体制比较有意思，也比较混乱，细细说其实也说不清。简单来说，三个人都曾位居大学士，但是各种区别极大。
其实，清代大学士可大可小，意义并不是很大，只有进入内阁和军机处，才算是真正的权利核心掌握权柄。
和珅的官职可以说位极人臣，除了大学士，最重要的他是内阁大学士，又是领班军机处大臣，有人领侍卫内大臣，真正意义上的首相和首辅，官居一品。
刘墉差得多，但也算核心大臣之一了，尤其是曾经位居直隶总督，可谓是封疆大吏。官居从一品。
纪晓岚当过御史，当过礼部和吏部尚书，当过协办大学士。其实，别看铁齿铜牙纪晓岚放得那么火，其实纪晓岚在乾隆一朝也就是类似中央办公厅秘书的小角色，到了嘉庆朝才有真正的进步。最终也是从一品。
和珅辉煌时代，相当于身兼***院总理、北京卫戍司令员、***保卫局局长，又是政治局常委第二人，可以说牛逼得不要不要的，绝对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刘墉最牛叉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北京市委书记，成为中央委员，但是还进不了常委。
纪晓岚之前其实就是中央办公厅或者***院秘书处的秘书，第一秘书都不算。其他的官职，至多就是某个大部的部长，或者是中科院院长。
简单一比，差别就出来了。刘墉其实是有机会和能耐跟和珅拍桌子的。但是纪晓岚，估计连跟和珅坐在一起开会的机会都没有，两个人官阶地位相差太大了。等到纪晓岚有所起色的时候，和珅已经被搞倒了。所以，历史剧着实害人，把纪晓岚吹得牛皮都快破了。当年，两人有交集的时候，纪晓岚真敢对和珅不敬，和珅分分钟可以让纪晓岚有一百种死法。
至于奴才和微臣。在满清时代，只有满人才有资格称奴才。而能耐称奴才，也相当于有了第二身份，皇帝不仅是皇帝还是主人和家长，一般犯错了，是可以从轻处罚的。一般***想称奴才还真没资格。曾经有过***也妄称奴才套近乎的事，乾隆还为此很生气，人家根本不让你套近乎，专门发圣旨，要求规范奴才的称呼，不许非满人和包衣称奴才。
谢邀：
我在电视里看过这三位多次，知道这三人中刘墉、和珅为殿阁大学士，都是正一品，只是和珅的权力大一些。纪晓岚官小一点是从一品。
和珅与乾隆都是满族人，他可以对皇上称臣也可以称奴才，电视剧中都是称奴才。
刘墉和纪晓岚都是汉族，他们是不能称奴才的，只能对皇上称臣。
官最大的是和珅，其次是刘墉，最后是纪晓岚。
下面是他们的职务。
和珅职务主要包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还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数十个重要职务。
刘墉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
纪晓岚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可以看到和珅不仅官职比另外两位长一大串，而且多为兼任，可谓是大权在握。
至于奴才是雍正时期开始流行的歪风邪气。一些皇帝的家臣开始自称“奴才”，一是自我贬低讨好主人，二是显示自己更忠诚，而关系也更亲密。
和珅是御前侍卫出身，算是乾隆的家臣，自然就可以自称奴才了。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因当事人苏轼以诗文致祸下狱，故又称“苏轼诗狱”。
乌台诗案的当事人为苏轼，发起人为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人。
苏轼苏东坡才华横溢，诗文俱佳，政治上亦颇有见解，历任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神宗、王安石君臣力行变法，苏轼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因此被外放为杭州通判，复先后徙知密、徐、湖三州。徙知湖州时，苏轼按规制上表谢恩，即《湖州谢上表》，谢表中暗含讥讽新政之言。同时“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结果诗作惹出了祸端，被言官揪住不放了。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弹劾湖州知州苏轼谤讪朝政，作诗讥讽圣上所推行之新政。御史舒亶进言：“苏轼新近上谢表（指苏轼《湖州谢上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胜半城中” ；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又如以苏诗 《秋日牡丹》“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为讥新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意为执政出新意，小民不得休息；又指《山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闲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为讥青苗法等等。御史何正臣亦进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几位御史大人摘举苏轼诗凡二十余首，弹劾其毁谤朝政，重炮猛轰平时爱发议论苏轼。
时苏轼知湖州，朝廷遣官将其押赴京师，下御史台狱，羁押四个多月，欲置其死。狱成，当徒二年，神宗甚为爱惜赏识苏轼卓越的才华，“独怜之”，不想“深谴”，故朝廷减轻处治，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当时受“诗案”牵连的有王诜、苏辙、李清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陈襄、孙觉、李常、刘挚等***二十二人。
因御史台别称乌台，故称“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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